陈永贵去世后，他的遗孀宋玉林与儿子陈明亮曾就《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提出控告，指控该书的作者吴思以及出版方北京青年报社侵害了陈永贵的名誉权。这本书中提到，陈永贵曾以长工身份担任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之后还被迫加入了一个名为“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书中还提到，陈永贵因在送粮问题上得罪了日本人，遭到逮捕并被关押在“留置场”，即日伪的拘留所或监狱。
最初，吴思所提供的证据仅包括一些熟悉陈永贵的人的回忆录和一些史学研究单位对陈永贵的传记材料。然而，涉及“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毛主席宴请陈永贵”等文章并未被视为权威文献，因此，除了回忆录外，其他材料并未被采纳。面对这些质疑，吴思坚称自己拥有“权威证据”。在吴思提交了新材料之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陈永贵作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其家人为了捍卫他的形象走上法庭，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吴思的学术研究并非草率行事，他在写作时保持了严谨的态度。作为作者，吴思的描述并没有意图抹黑陈永贵，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陈永贵的形象和经历。
提起陈永贵，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头上的那条白羊肚毛巾。早年间，陕西、山西等地的农民在劳动时常戴白毛巾，以遮风沙、擦汗水为主要目的。即便后来陈永贵升职为昔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甚至晋升为中央委员、副总理，他的办公场所也安装了中央空调，避免了风沙和灰尘，但他仍旧坚持戴着白毛巾，尤其是在出国访问之外的日常工作中。
展开剩余73%实际上，陈永贵在中央工作后曾就是否继续佩戴白毛巾向毛主席请示过，毛主席的回答是：“还是戴着好。”因此，在许多与毛主席的合影中，陈永贵的白毛巾成了一个独特的标志。毛主席曾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那个敌人环伺的年代，美国封锁，苏联撤走专家，而国内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大寨成为了毛主席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
一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小村子，在陈永贵的领导下，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粮食储备，还每户平均为国家贡献粮食2000多斤。随着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许多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前来大寨参观学习。那段时间，陈永贵白天忙于劳动，晚上则不停地为来访者讲解经验。由于参观者太多，陈永贵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据说，他每天讲解至午夜十二点后，嗓子哑了，但为了不让来访者失望，仍继续讲下去。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陈永贵和大寨的虎头山成了村支部书记们和全国各地名山中的标杆。尽管陈永贵后来升迁为高官，但他始终不忘本。他经常亲自下地劳动，甚至不领取工资，而是按大寨的工分领取报酬。直到他辞去副总理职务后，陈永贵的农村户口才迁往北京。1980年，陈永贵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我没有文化，政策水平很低，在过去的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这与我担任的职务不相称。”他请求免去副总理及其他职务。
尽管陈永贵没有返回大寨，而是在北京的一所农场继续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但大寨的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从被全国各地誉为“模范”，到一夜之间变成了“弃儿”，大寨的形象急剧下滑，许多人开始批评大寨的种种不足。这让陈永贵和当时的大寨支部书记郭凤莲都感到十分失望和心寒。
郭凤莲因此写信给邓小平，倾诉心中的苦衷。邓小平的回复给了她莫大的鼓励：“挺起腰杆来，不要怕，让他们说。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他还提到，周总理曾三次到过大寨，而他自己也曾去过两次，并强调大寨是通过实干才取得的成绩。
陈永贵于1986年3月26日因病去世，享年72岁。陈永贵去世后，关于他的文章和讨论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对于一些描述陈永贵在抗战时期的内容，尤其是吴思书中的部分描写，陈永贵的家人认为其中有误。就吴思书中的那些内容，作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敌人凶残的暴行，大寨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在这期间，陈永贵作为村“维持会”代表，虽不一定能做到完美无缺，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大寨的村民免受日伪军的打压。
至于陈永贵因为与日本兵发生冲突而被逮捕，实际上这件事更体现了陈永贵的勇气和为民担当，实际上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
对于陈永贵家人提出的控告，吴思与北京青年报社提供了权威证据，证明陈永贵在早期的历史问题上已经向中央报告过，且中央对此已做出审查。这些问题，涉及到伪代表身份、参与“兴亚会”以及被日伪警察逮捕等，已经在陈永贵入党前的报告中详细说明，因此属于一般的历史问题，且不应因此影响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那么，读者们，你们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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